也 許，有許多人自認是「高級的外省人」，同樣的，也有一些人自認是「尊貴的台灣人」，他們，堅持著他們的信仰與自負，敵視著「對方」。

這是他們的「自由」，但他們總是在不自覺中，傷害到了太多太多被他們視為是「底層的外省人」與「底層的台灣人」。

外省人「高級」嗎？一向恃才傲物、旁若無人的新聞局小官郭冠英，因為幾篇被指控「郭冠英等於范蘭欽」的極不恰當的文章，引爆了民進黨立委的大加撻伐，讓新科新聞局長蘇俊賓滿面全是豆花。

這樣的話題拋出，重點不僅是郭冠英，還在政客操弄下，刻意要去牽動了台灣最敏感的族群神經線，泛綠的激烈分子抓著這個「天上掉下來的禮物」窮追猛打；泛藍的檯面政客，心中似有鬼，啞巴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得，一堆人也緊跟著民進黨的基調，口誅筆伐。

》》外省人？竟然是原罪

狂潮中，「外省人」成了一個「原罪」的集合體、共同體，「權貴」與「不愛台灣」的暗潮與指控，又指向了那些一九四九年以後來台的「外省人」，以及他們的後代。

「外省人」真的在過去活得比較「高級」嗎？看看那些口誅筆伐的洩恨語言中，似乎，「外省人」真過的比較優渥，「外省人」當然該要揹負著「原罪」。

也許，有些「外省人」真是如此，他們的父母可能是當年薪水比較穩定的政府官員、國軍軍官與教授老師，可能是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中，配合政權得到了好處。

正因為有一些這樣「高級」的人，因為他們的「付出」，才能「造福鄉梓」，讓他們存在的地方「共享福澤」，讓他們的鄰里，因此有機會去過那種像「光陰的故事」、「想我眷村的兄弟們」、「擊壤歌」‧‧‧所描寫的無憂與華美歲月，那種被鋪陳出來的「美好時光」。

這樣的光陰、這類的故事，是誰的光陰、誰的故事？

同樣的，有些「台灣人」也是如此，他們的父母可能是當年比較優渥的醫師、地主、與教授老師，可能是在那個動亂的時代中，也許是配合日本；也許是配合國民黨，在當年的政權下得到了好處。

卻有比例更多的「外省人」，他們的光陰、他們的故事，和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一模一樣啊！

甚至，他們過的還更「底層」，是在底層的最底層討生活，他們，竟被刻畫成為「原罪共同體」！

多數的人民，並沒有足夠的政經地位，發不出他們的故事與聲音。

一九四九年，當國民黨政府在大陸兵敗如山倒之際，有多少的「外省人」和三、四百年前的台灣先民一樣，像是個「羅漢腳」般，站在擁擠的甲板上，邊吐酸水邊遠眺西岸，他們，壓根不知將駛往何方？

》》不知為誰而戰、為何而戰？

他們，還比因「白曉燕命案」辭官時的馬英九更疑惑：「不知為誰而戰、為何而戰？」

他們，可能只是在田邊納涼，槍一架，被抓伕了，被迫跟著部隊，一個人離鄉背井，一輩子只能夢迴故鄉，他們，沒有選擇的機會，也沒有人問過他們。

他們，可能是上街買醬油，就被部隊的團長看上眼，槍一架，就要渡過「黑水溝」，他們的父母，從此不知孩兒的下落‧‧‧

這樣的故事有多少？看看中研院張茂桂多年累積的老兵口述歷史吧！看看一些外省人文史團體出版的「寄不出的家書」集吧！八成以上的「第一代外省人」的故事，盡是大時代下的無奈，他們，哪有罪？

在 那樣的年代裡，除了那些跟隨著蔣介石政權的「八旗親王」、「皇親貴冑」、「貝勒將軍」與「仕宦子弟」外，還有更多的人是類似是當年跟著清軍入關的「兵勇」 地位，他們，是一群被裹脅、根本不知世界發生何事的最底層討生活的「外省人」，沉痛地說，太多的被拉伕來台的「老兵」，地位和三百多年前的「兵勇」很雷 同。

歷史巨輪下，已經沒法去一一細究探討當年的怨與仇了，戰亂下的偶然，他們面對了旁人無法理解的生命史，接觸了不是他們能操控的命運。六十年過去了，要他們自己去回顧，恐怕也說不上當年的「抓伕」，對他們的生命，是好？還是壞？悲歡離合，如何說？也何必再說！

但請那些「高級的外省人」或那些台灣本有的仕紳等「尊貴的台灣人」，不要再繼續用你們的恩恩怨怨，加諸在這些無奈的「兵勇」與「台灣人」身上吧！請把你們的政治鬥爭、經濟恩怨，就像你們自稱的「高級」與「尊貴」，有點格調吧！

》》在底層，外省與本省一致

真的，台灣絕大多數的「底層」之「外省人」或「台灣人」，他們的生命歲月，真的並沒有太多的不一樣。

這些「兵勇」，他們剛到台灣的時候，操著南腔北調，就是說不出清晰的「京片子」，在那個「推行國語」的年代裡，他們，也都曾經因講方言，被班長的皮靴踢、被排長當眾打個耳括子。

直到暮年，他們的京片子還是不標準，還要被自己的孫女、孫兒童言笑語：「爺爺，你講的話，我聽不懂耶！」

這些「兵勇」的生活不優渥，頂級士官長一個月才四十八元的薪俸，一個月看不了一場「梁山伯與祝英台」，一領一、二十年，要不是民國五十年代以後，俞大維當國防部長時看不下去了，一次調高到一百四十八元，他們的薪水，在當年的水準，比照現在的印傭、菲勞，高不到哪裡去。

他們的家庭，更不會是「光陰的故事」裡的那一類，不像那些「高級的外省人」一樣有個美滿家庭，有個「大學」畢業的老婆、村子中有著一群整日無所事事，東家長西家短的外省眷村媽媽忙著串門子‧‧‧

為了擔心這些「兵勇」結了婚、生了子，就失去了「反攻復國」的鬥志。這些「兵勇」直到民國四十、五十年代交接時，當「八二三」砲戰過後，在美軍第七鑑隊巡弋台灣海峽下，兩岸幾乎不可能再有大規模戰爭後，蔣介石才准「兵勇」在台灣婚配。

歲月不饒人，這些「兵勇」個個邁入中年，甚至是老年，早在婚姻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，他們能娶的，就是那些「高級外省人」眼中的「台巴子」：農村的貧女、山裡的原住民，他們的親戚，同樣是那些「底層的台灣人」。

「底層的外省人」和「底層的台灣人」，就這樣在歷史洪流推動下，共育出他們的下一代。多數的「底層」眷村媽媽們，十個裡面有八個以上就是本省人。

他們的故事，不會是「光陰的故事」、不會有「擊壤歌」，竹籬笆裡面並沒有「春天」。他們的記憶，恐怕只有孫越孫叔叔演過的「老莫的故事」或是「搭錯車」。

真正的竹籬笆、真正的多數眷村，他們的後代，所謂的多數「外省第二代」，恐怕都是一九六○年代以後，才有機會被孕育，因為他們的父母，在這年代後，才有結婚的機會。

他們，身上流的血，有一半是「外省人」，有一半是「台灣人」；他們往來的親戚，九成以上，都是世居海島的「台灣人」。但是，他們還是在政治鬥爭過程中，被貼上標籤叫作「外省第二代」，現在，大概都還沒有超過五十歲。

至於那些天天在檯面上喜愛高喊「外省第二代如何又如何」的傢伙們，是哪種人的後代？年齡與時間拿出來看一看，就可以說明一切。

那些有機會高唱「擊壤歌」之「眷村中的兄弟們」，父母享有優勢的政經地位，和那些台灣仕紳「尊貴的台灣人」一樣，都有更多的機會，受更好的教育，因此能掌握了詮釋權，講述著那些底層「芋仔蕃薯」都沒生活過的眷村歲月。或者是，傳唱著他們心目中的台灣史。

多 數的「兵勇後代」（所謂的「外省第二代」），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「底層台灣的表兄、表弟、表姊與表妹們（他們在台灣的親戚，絕大多數都是來自於母系）」都 差不多，一起控蕃薯、一起爬樹偷甘蔗、一起在暑假的時候到工地搬磚頭、一起幫爸媽送報紙、一起穿著都是補釘的「太子龍」學生服、也是同樣的多年買不起一雙 新皮鞋‧‧‧

他們的爸媽，不管是「底層的外省人」或是「底層的台灣人」，都在養雞、種地瓜；都要響應政府的「客廳即工廠」，在家裡堆滿了塑膠花與毛線球。每一次孩子要註冊的時候，也都是看著父母拿著繳費單，兩道眉毛擠在一塊兒‧‧‧

也許，在哪些不論是「高級的外省人」，或是「尊貴的台灣人」彼此之間，有著太多太多的恩怨情仇，他們彼此之間，也許有著相互不諒解的「原罪」。

但是，回顧生命史中，那些「底層的外省人」與「底層的台灣人」，在過去的一甲子歲月中，他們的際遇、他們的故事、還有他們子女的記憶，哪有差別呢？他們，哪裡有「原罪」？

》》權貴爭鬥，拿底層當籌碼

問題是，「高級的外省人」與「尊貴的台灣人」不斷操弄下，這些「底層的外省人」和「底層的台灣人」竟也被畫成「敵我」了，被迫揹著他們不理解的「原罪」。

操弄中，「階級不平等」被幻化成了「族群的世仇」。冤枉啊！各位有財有勢的「高級的外省人」與「尊貴的台灣人」們啊‧‧‧

這是種不可赦的可惡！弄假竟成真，原本生命記憶相當一致的「底層的外省人」與「底層的台灣人」，竟然被畫分了彼此。

甚至，延襲著過往的「長官 / 部屬」的積習，以及政經地位不如人的挫折感，加上被那些「高級外省人」與「尊貴台灣人」對立所營造肅殺下的不安全感；這些「底層外省人」與「底層台灣人」竟然也有了分別心，開始將被刻意區分的族群，當成了「想像的共同體」。

到了這種時候，「底層的台灣人」與「底層的外省人」，都成了「高級的外省人」與「尊貴的台灣人」鬥爭的籌碼，扭曲了他們本是一家人的真實。